撰文 | 二七
审校 | clefable
1985年，美国圣迭戈的医生文森特·费利蒂（Vincent Felitti）遇到了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他的诊所专门负责减重项目，然而有大约50%的患者明明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减重效果，却突然退出了治疗。
一位名叫帕蒂（Patty）的女性可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。根据《大西洋月刊》（The Atlantic）报道，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通过严格的饮食控制从大约185千克减到了60千克。然而，这样的体重只保持了几个星期，在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帕蒂迅速增重超过16千克——这需要每天多摄入超过4000卡路里的热量才能实现。
费利蒂知道帕蒂开始暴食了，但他最困惑的是，为什么她现在才突然开始暴食。在追问下，帕蒂终于开了口，她表示自己就职的公司里有一个年长且已婚的男性，一直在骚扰她。在进一步的询问下，帕蒂透露，祖父在她10岁时性侵了她。
图片来源：Unsplash
帕蒂的故事为费利蒂的困惑提供了一个线索。费利蒂试着与更多患者交流，发现在放弃减肥的患者中，大约55%曾在童年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虐待。这些患者表示，她们认为自己的体型有助于抵御侵犯，体重超标反而成为了一种保护。这是费利蒂第一次意识到，一些成年后的健康问题和行为，或许需要回到更早的生命经历中寻找解释。
这个偶然的发现最终促成了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，影响范围也远超童年性侵犯和减重。费利蒂在一次专业会议上报告了上述的这些观察，当时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CDC）工作的流行病学家罗伯特·安达（Robert Anda）产生了兴趣。1998年，两人合作发表了一项著名研究，分析了童年的创伤经历与成人健康问题的关系。
这项研究发表于《美国预防医学杂志》（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），他们分析了9508名成年人的资料，发现童年时期经历的虐待、家庭暴力、亲人酗酒或精神问题等创伤事件越多，成年后出现抑郁、成瘾、自杀企图、肥胖及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就越高。
当时，美国CDC在对这项研究的报道中写道：“这些传统上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的行为，对于有过不良童年经历的人来说，似乎是应对机制。作者建议，这些行为也可能反映了不良经历对大脑发育化学机制的影响——这些影响可能导致人们采取这些应对行为。”
*上述结果反映的是群体层面的统计关联，不能据此认为超重或肥胖意味着曾经历童年创伤，更不应根据一个人的体型推测其个人经历。
漫长的创伤
在这之后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童年创伤与大脑发育的关系。
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，当我们处于恐惧或压力状态下，身体也会做出对应的反应：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的迅速释放，会让我们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、肌肉绷紧，身体进入警戒状态——这就是我们熟悉的“战或逃”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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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来说，等威胁消失后，这套应激系统也会逐渐恢复平静。但如果这样的压力反复出现，尤其发生在大脑仍在快速发育的童年时期，情况就可能会变得不同。过去几十年来的研究发现，长期或严重的童年创伤，可能影响大脑处理恐惧、记忆和情绪的方式。
这可能是因为童年时期的慢性压力会扰乱神经系统。长期暴露于皮质醇等压力激素中，可能损害正在发育的大脑结构。杏仁核变得过度活跃，加剧焦虑反应，而负责冲动控制的前额叶皮层可能会因此发育不良，削弱个人的决策能力。
另一个会受到长期压力影响的脑区是海马体，这个部位对记忆形成至关重要。已有研究显示，童年创伤与海马体体积缩小有关。这些变化损害心理健康，并增加患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。慢性压力还会削弱神经连接，降低认知灵活性，阻碍问题解决能力和适应能力。
最近，一项研究把这种长期影响进一步追溯到了基因层面，一项发表于《神经元》（Neuron）的研究发现，童年创伤可能会在脑细胞中留下“伤疤”，使大脑更容易被触发应激反应，进一步降低个体对压力的耐受能力。
神经元的疤痕
童年的压力并不一定会立刻带来临床意义上的焦虑或抑郁，在普林斯顿神经科学研究所发布的新闻稿中，该所的博士后研究员、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杰伊·金（Jay Kim）介绍道：“相反，它似乎改变了个体对未来其他压力的反应，使他们变得过度敏感。大多数人都能应对成年后日常遇到的压力，但如果你对压力过度敏感，即使是那些日常琐事也可能最终将天平推向精神疾病。”
在这项研究中，金和同事合作，将研究重点锁定在大脑深处一个名为腹侧被盖区（VTA）的区域。这个脑区的名字你可能很陌生，但它与另一个你很熟悉的名词——多巴胺有关。人体大部分能产生多巴胺的脑细胞都位于VTA，这里与动机、奖赏和应激反应紧密相关，也是抑郁或成瘾等问题的关键部位。
图片来源：Jay Kim
研究团队先让刚出生的小鼠每天与母鼠分离数小时，并减少巢穴材料，制造压力。在小鼠成年后，研究者分析了它们VTA中转录组的变化，发现一组独特的分子标记H3K4me1明显增加了。
平时，我们的DNA并不是一根松散的线，而是会紧紧缠绕在一起，形成染色质，只有在需要表达基因时才会打开。而这次关注的分子标记，可以决定DNA缠绕的紧密程度，从而影响基因的表达水平：只有当DNA双链逐渐打开，基因才能被进一步转录和翻译；而如果DNA一直紧紧缠绕在一起，即使基因没有改变，也无法被使用。
而对于H3K4me1来说，这种标记增加后，一些区域的DNA就会更容易“松开”，就会导致相关基因处于更容易被启动或者表达的状态。当下一次遭受压力时，这些基因就会更容易做出反应——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表观遗传预激（epigenetic priming）。
进一步追踪后，研究团队找到了负责增加这一标记的酶SETD7。经历过早期压力的小鼠，大脑VTA中的SETD7也有所增加，而且SETD7主要出现在多巴胺神经元中。于是研究人员反过来操纵它：在没有经历早期压力的小鼠中人为提高SETD7，成年后这些小鼠一旦再次遭受压力，多巴胺神经元便会表现得更加兴奋，也更容易引发回避和焦虑样行为。换句话说，仅仅制造这种分子变化，就能复制早期压力留下的部分影响。
图片来源：Unsplash
在一项采访中，研究者将这样的变化称为大脑中留下的“疤痕”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研究人员还表明，这一过程是可以逆转的——至少在小鼠身上是这样。
在经历过早期压力的小鼠中降低SETD7、阻止H3K4me1过度积累后，它们成年后面对压力时，多巴胺神经元不再那么容易过度兴奋，表现出的压力易感性也明显下降。这意味着童年压力留下的“伤疤”虽然可以持续很久，却未必完全不可逆。
“大脑中的这些变化未必全是悲观阴郁的，”论文的另一位作者、普林斯顿大学的凯瑟琳·佩尼亚（Catherine Pena）表示。“如果它们也能增强对积极体验的敏感性，那么我们实际上就能在生物学层面上加以利用，使其发挥优势。”
https://www.cell.com/neuron/fulltext/S0896-6273(26)00573-8
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9635069/
https://pmc.ncbi.nlm.nih.gov/articles/PMC12308860/
https://archive.cdc.gov/www_cdc_gov/media/pressrel/r980514.htm
https://www.theatlantic.com/health/archive/2015/12/sexual-abuse-victims-obesity/420186/
https://www.eurekalert.org/news-releases/1138611
https://pni.princeton.edu/news/2026/early-life-stress-leaves-lasting-mark-bra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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